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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方面，孔子不属于所谓宗教的创立者那一类人。

（6.22）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比如二十回末写黛玉笑湘云吐字不清：二人[宝玉、黛玉]正说着，只见湘云走来，笑道：二哥哥，林姐姐，你们天天一处顽，我好容易来了，也不理我一理儿。

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进入 张祥龙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家 仁 。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今见咬舌二字加之湘云，是何大法手眼，敢用此二字哉。

[54] 可以说：《春秋》者，史之《易》也。这情理令黛玉一面拭泪，一面将手推开[好一个‘推开。王夫之在释这种无文的朴人之朴时称：朴者，木之已伐而未裁者也。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类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类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亦是类推。例如，中国古代的文字之不同于西方的文字，以其象形形式恰恰适成其为美的形式，即一种书画同源、亦书亦画的形式。故中国古代艺术作为一种贝尔所谓的有意味的形式，与其说其更多体现为一种意的形式，不如说其更多体现为一种味的形式。这种人伦原则要求我们在人际关系上不是服从绝对同一的主体性原则，而是服从差异的同一的互主体性的原则。

因此，当海德格尔一反西方传统提出所谓诗化真理、艺术的真理，而让西方的真理观的面貌为之一新之时，殊不知这一真理观早在中国古人那里就被其心领神会，而成为真之所以为真的真正指归，成为地地道道的国粹之粹。除庄子外，《易》的阴阳相生思想、老子的可道之非道思想、佛的想入非非思想、禅的语默不二思想，如此等等，无一不是对这一互文式思维的深切的发明。

故古人不仅以所谓的参两为其致思的不二法门，而且在其思维活动中不是回避矛盾、祛除矛盾，而是容忍矛盾乃至人为制造矛盾，并在这种矛盾的彰显中使我们摒弃和超越对思维同一律的泥而不化，而为我们还原出一个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世界，一个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的世界，也即一个通向生命的复杂性真理，而非思辨的同一性真理的更为生动也更为本真的世界。三、交错为文：文作为互文许慎《说文》释文字时称：错画也，象交文。又，前谓的贲饰（即文饰）之贲字通斑，而按古人洪兴祖在《离骚》中的补注：斑，駮文也（《《楚辞补注》》）。故扬雄有书，心画之说，著名书法家钟明善先生亦把不象之象之美的意象视为书法的灵魂。

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旁通也即触类。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堪称中国古代文明说、文化说之最早的理论奠定。何谓象形？象形之象乃似象而非象、亦真而亦幻之象金岳霖先生对冯著提出的问题，正是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1937年完成）序论中首先要解决的。

人性论既是中国哲学之人论的首要内容，又是天论与人论交接（合一）的一个枢纽。中国哲学所讲的人性，就是人的生而既有、与生俱来的本性。

以知人为中心，以原善（善即爱人）、为治（治即安民）为宗旨，这可以说就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谈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其前提是承认在中国古代有哲学（的思想），这个哲学与西方哲学有相似点，或者说中西哲学有它们的普遍性，但中国哲学又有其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殊性。

万有众象同属实在，不惟本根为实而已。因此，除了性与天道合一之外，人性论与价值观的统一亦应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依后一种看法，则中国旧日关于宇宙人生的那些思想理论，便非不可名为哲学，即它也是哲学这个类名的一个特例。显然，张先生的类名与特例之分，就是要解决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实际上，推天道以明人事不仅《周易》哲学是如此，而且这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普遍架构。在金岳霖先生和张岱年先生列出的几个特点中，大部分是相合的，而都有天人合一（或一天人）更为显著。

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才能避免武断地把西方哲学当做普遍哲学，从而避免中国哲学史之名的困难。中国古代的学术分类或图书分类中也没有哲学这个学科，因没有这个学科，所以中国哲学缺少系统的记载。

在人性是怎样的这个看似事实判断的命题中实蕴含了人应该怎样的价值预设。于是，不同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的先讲哲学的定义，也不同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绪论的先讲哲学之内容，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的序论首先写有哲学与中国哲学一节，指出对于哲学一词的看法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以西方哲学为唯一的哲学范型，凡与西方哲学不同者即是另一种学问而非哲学。

亦因此，他们不以人事为假有，遂亦不以天地及其所生万物为空幻。所谓立人极就是要确立一个最高的价值标准，这也是《太极图说》从无极而太极开始，最终推衍出来的一个理论归宿或宗旨。

对此，金岳霖先生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的审查报告中提出，中国哲学史这个名称仍有困难，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他又说：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做普通的哲学问题，这虽然有武断的地方，但是这种趋势不容易中止。由此而言，本体论与宇宙论的统一亦应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因此，价值观或价值论应该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和宗旨。因此，致知与涵养并进，致知论也就是工夫论，有真人而后有真知，真善合一，知行合一，但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便也成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哲学首重知人，但是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何晏见到王弼的《老子注》后赞叹说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邵雍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戴震说天人之道，经之大训萃焉。这个突破亦是有继承性、连续性的，或者说是以温和的方式实现的。

进入专题： 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的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不仅要讲天论和人论，而且要讲知论（致知论或方法论），只不过此知不是一般的认知，而是如何知天道、知人道的知。

《尚书·皋陶谟》说知人则哲、安民则惠，这是中国上古王官文化为春秋以降哲学的突破留下的一个文化基因。推天道以明人事，所谓明人事最重要的就是要确立一个行为的规范、价值的准则。

致知的目的和方法已经被所要知的内容（为道还是为学，德性之知还是见闻之知）和价值取向所决定了。人性论的理论形态是讲人的本性是怎样的，而价值观的理论形态是讲人应该怎样。因为中国哲学要推天道以明人事，所以中国哲学讲世界的本原亦必讲阴阳大化，讲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或二气交感，万物化生……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第二种是将哲学看做一个类称，西方哲学只是此类的一个特例，如此，凡与西洋哲学有相似点，而可归入此类者，都可叫做哲学。

可见哲学的哲字在中国文化中有其深远的根源。中国哲学表达价值的词汇是贵，所谓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兼，就是说老子、孔子和墨子的价值取向有所不同。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在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之后紧接着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有了这样的规范和准则，才能够修己以安人，务为治者也。

因为是推天道以明人事，所以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的自然之二分，亦即不是把世界分成本体实而不现，现象现而不实的两层存有。中国先秦的六家，因为生当春秋战国的社会变乱时期，所以他们更多的是对人生、社会的忧患，而不是对自然界的惊异。